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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倾城之恋》的形上意味 任何处在困境中的人，都是一个“问题人”，他的问题或者是经验生存的，即在经验世界如何存活，物质需求获尽可能大的满足，或者是超验存在的，即精神如何获得安顿，寻到真实的价值生活的根据和意义。 一个人提出的问题只能是他能够提出的问题，这是由他的现实困境所决定的，那么《倾城之恋》的白流苏会有什么样的问题呢？ 白流苏一出场便处在矛盾之中，白公馆的人都在排挤她，要把她赶出白家，流苏恍惚回到多年以前。“她还只十来岁的时候，看了戏出来，在倾盆大雨中和家人挤散了。她独自站在人行道上，瞪着眼看人，人也瞪着眼看她，隔着雨淋淋的车窗，隔着一层无形的玻璃罩，——无数的陌生人。人人都关在他们的小世界里，她撞破了头也撞不进去。”她被世界抛离了，不仅情感上的（没有人同情她），更主要的是经济上的，她面临着丧失稳固的经济来源的危险。流苏感到自己“就是对联上的一个字，虚飘飘的，不落实地。”漂泊感往往产生于缺乏物质和精神的阿基米德支点，这个支点把人牢牢的建筑在大地之上，安身立命。白公馆曾经是离婚后的白流苏的生活支点，如今，支点被抛离了，流苏只能另寻“活路”。 在人还没有稳定的物质基础的时候，物质和精神往往只是同一的，以为有了物质的安全，精神自然也就安全了。白流苏也是如此，因而她的问题是：如何重新获得经济支柱。 正如徐太太的指点：“找事都是假的，还是找个人是真的。”寻找到新的人身依附关系是白流苏的出路所在。幸而这对流苏来说并非艰难的事，毕竟她还“不怎么老”，还有“一双娇滴滴，滴滴娇的清水眼”，又聪明灵巧。一切都顺利进行，尽管自尊心稍稍擦破了一点皮，也无伤大雅。白流苏总算成了“范柳原的情妇”，经济上有了保障，而且离正式升任“范太太”也不远了。 经验生存问题就这样基本解决了。假如《倾城之恋》到此为止，那等于什么都没说。张爱玲之为张爱玲，在于她把真正的人生问题安排在小说主人公的“一辈子完了”之后。所谓“一辈子”，在张爱玲看来，是纯粹为了生存的人生，即解决吃饭问题人所花费的岁月，当吃饭不成为问题的时候，那么一辈子也就完了。剩下的岁月是多余的，但也是真正的人生：当流苏诉苦说：“我这一辈子早完了”，徐太太回敬道：“这句话，只有有钱的人，不愁吃，不愁穿，才有资格说。没钱的人，要完也完不了啊！……”。 人生的起点不在呱呱坠地时，而在一辈子完了之后，只为吃饭而活着，那是动物的生存。“不愁吃，不愁穿”的时候，生命才以它无穷的丰富性徐徐展开，张爱玲的贵族精神气质也正体现在这里。 因此，任何经验生存的问题，对具有原创性的天才作家来说，都是假问题。问题的真假不在于这问题是否切合社会现实状况（有效性），而是设问本身是否具有超验的（形而上的）性质。所谓超验，指拒绝不经考察的接受任何权威，根据历史，根据流俗的观念所提供出来的存在原则，要求根据理性和信念对每一个时代里大家都服从的、视为理所当然的历史和现实原则提出质疑，假如这些原则并没有使人摆脱世界的荒唐、残酷、失败和受苦的话。质疑是为价值生活找到真实可靠的根据，使人的精神得到安顿。 恰巧在白流苏的“一辈子完了”之后，战争爆发了，战争对流苏可谓意义重大，婚事的促成只是表面的，而更深层的意义是：流苏的超验之问才有可能。 范柳原曾在战前预示：“……有一天，我们的整个文明世界毁掉了，什么都完了——烧完了，炸完了，塌完了，也许还剩下这堵墙。流苏，如果我们那时侯在这堵墙根下遇见了……流苏，也许你会对我有一点真心，也许我会对你有一点真心。” 文明不可能被彻底毁掉，但在轰炸的时候，文明不存在了，人所直接面对的只有死亡。正是这文明的悬置、死亡问题的凸现，白范二人才终于真性流露：为了生存的假装没有了，为了自卫的虚伪没有了，为了维护自尊的“精刮”、“算盘”也没有了。挣脱了文明的巨型之网，在死亡的边缘，他们真情相与：流苏“仿佛做梦似的，又来到墙根下，迎面来了柳原…… 在这动荡的世界里，钱财、地产、天长地久的一切，全不可靠了。靠的住的只有她腔子里的这口气，还有睡在她身边的这个人。” 流苏的这一顿悟无疑是对她先前所信奉的东西的全盘否定，甚至隐隐包含了对文化的不愿苟同。一切现实和历史的原则全不可靠了，它们既不能证明也无助于自然生命的成活——与此世的最后联系。那么，什么才是人的最终信靠呢？才是价值生活的根据和意义？这就是流苏的超验之问。 战争的爆发是流苏设问的直接契机。但是还有一个契机对设问也是必不可少的。那是轰炸前夕柳原要去美国，把流苏一个人抛在空荡荡的办公室里。流苏蓦然发现她已无所追求了，物质支点的确定并没有带来精神支点的确立：“她所有的一点学识，全是应付人的学识。凭着这点本领，她能够做一个贤惠的媳妇，一个细心的母亲。在这里她可是英雄无用武之地，‘持家’吧，根本无家可持，看管孩子吧，柳原根本不要孩子。省俭着过日子吧，她根本用不着为了钱操心。”对流苏来说，人生才不过刚刚开始，可虚无却袒露在她的面前。“怎么消磨这以后的岁月？”或者说怎样才能有意义的生活下去？打牌、姘戏子、抽鸦片这姨太太们的放纵和麻醉流苏不屑，因为这是“下流”的，反价值无意义的。但是，假如没有精神的支撑点，“她管的住自己发疯么？”“流苏被心灵的突然空虚魔住了”，动弹不得。 轰炸使白流苏空虚的心灵又充实起来：“一颗子弹打不中她，也许打中他。他若是死了，若是残废了，她的处境更不堪设想。她若是受了伤，为了怕拖累他，也只有横了心求死。就是死了，也没有孤身一个人死的干净爽利。她料着柳原也这般想。别的她不知道，在这一刹那，她只有他，他也只有她”，“他们把彼此看得透亮”。 正是这“一刹那的彻底的谅解”使流苏寻得了她的答案：可靠的只有自己腔子里的这口气，因为可以证实自己还活着，还与世界有关；还有身边的范柳原，因为只有他还能在动荡的世界里和她相依为命，保持与此世的最终联系。而且，后者是更为根本的：生命自我只有克服私心与他人团契才能安稳立世：“他不过是一个自私的男子，她不过是一个自私的女人。在这兵荒马乱的年代，个人主义者是无处容身的，可是总有一个地方能容得下一对平凡的夫妻。” 不仅于此，这彻底谅解的一刹那还是白流苏和范柳原在和平时期继续生存的原因和依据。这如何可能？首先要理清张爱玲作品中的一个重要观念：乱世。在笔者看来，乱世之乱不在于局部战争导致的城市混乱或政治革命引来的社会秩序的动荡，而是外在混乱的内心化，即人心秩序的紊乱和失协：传统价值观念和现代价值观念并非冲突，而是负面交织和演绎，使个体生命堕入非真性的自我疏离的现代精神困境中：物欲的膨胀、生存的竞争更增强了传统社会形态下已存在的人的真性迷失与人与人之间的隔膜、疏离。生命的自我被抛弃了自我本真的存在，变的越来越孤独、冷漠、虚伪、残酷。人与人的结合是虚幻脆弱的物力结合，人心不能团契，各自为界，在此世漂浮游荡。 暂且不问人与人之间的真情契合是否可能（张爱玲的文明悬置使之可能不过是特例），也不问这契合关系本身是否长久牢靠（范柳原否定了这一问题。他借助诗经“死生契阔，与子相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发论说：“生与死与离别，都是大事，不由我们支配的。比起外界的力量，我们人是多么小，多么小！可是我们偏要说：‘我永远和你在一起；我们一生一世都别离开。’——好象我们自己作的了主似的！”轰炸结束后，他又强调：“……‘死生契阔’，我们自己哪儿作的了主？轰炸的时候，一个不巧——生命就归于无有，还谈什么长久契合呢？”。在乱世中，人应该有真情契合，以对抗世界的荒诞、残酷，安抚人在此世的失败、受苦。使人坚强、平静、和谐的安居于大地之上。由此，才能够克服乱世之乱，重建人心秩序，恢复人的本真存在。 轰炸结束后，在回浅水湾的车上，流苏不无调侃的说：“炸死了你，我的故事就该完了。炸死了我，你的故事可还长着呢！”柳原嘲笑她：“你打算替我守节么？”“他们两人都有点神经失常，无缘无故齐声大笑。而且一笑还止不住。笑完了，浑身直打颤。” 在进城的路上，柳原看到一片空灵的天空中，小铁门口挑出一块写着“赵祥庆牙医”的洋瓷招牌在风中吱吱作响，不由“歇下脚来望了半晌，感到那平淡中的恐怖，突然打起寒战来”。 不过，对世界来说，外界力量的残酷的恐惧只是短暂的，因为白流苏和范柳原在生与死的考验中赢得了那宝贵的真情契合的一刹那，这一刹那确定了他们赖以继续生活下去的精神支点——价值生活的根据和意义：彼此相爱。 因为中国的文化缺乏超验的精神秩序，受此文化熏染的张爱玲自然不可能一劳永逸的解决白范二人的生存困境，既给他们永久性的绝对完满的精神支援，而只能提供暂时、相对、极其有限的零星精神慰藉：由一刹那的彻底谅解得来的十年八年的和谐生活，十年之后呢？当一刹那真情契合照亮黑暗的人生道路的光明慢慢暗淡、消失于无的时候，白流苏和范柳原该怎么办呢？是否又重新被抛入孤独无依、灵魂游荡的状态之中？张爱玲没有回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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